因此，实定宪法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制宪主体创造的，但却不得不借助制宪机关予以表达和实施。
[29]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0-301页。综上，建议修改或者补充行政许可法第18条，规定在设定行政许可时，不仅要明确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而且还要规定名称、数量、实施层级等，设定行政许可必须使用某某许可字样，其它行政行为不能使用许可字样，从而在立法环节强化行政许可法的约束力，建立确保法律实施的机制。
[12] ［英］特伦斯·丹提斯 、阿兰·佩兹：《宪制中的行政机关》，刘刚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非行政许可审批、备案、配号等冒牌行政许可脱离行政许可法的管控，是法律与现实互动的真实写照。[10]行政许可与高强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对于存量，在权责清单中固化行政许可的类别，以行政许可法典编纂的方式，通过一揽子法律解释统一行政许可的名称形式。[9]该决定第112项是设定了出租车许可，为实施该决定，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
2.有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许可空白条款。[9] 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8条，行政许可条件需要在立法时一并设定，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行政许可条件，需要研究。五、结 论 我国刚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肩负美好愿望，旨在有效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而匡扶网络空间。
欧盟在2016年7月6日由议会正式通过了《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8月8日正式生效，责令欧盟国家必须在此后21个月内转化为国内法，并确立了多项制度，包括：实行网络与信息安全国家战略管理、增强欧盟国家间网络安全战略合作与跨境协作、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团队，并建立欧盟合作网络、区分基本服务运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分别赋予的不同监管义务（前者为重监管，后者为轻监管）、针对不同主体建立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制度、鼓励产业发展并将小微企业排除监管之外等。（第三十三条）（4）运营者应当履行特别安全保护义务。网络安全问题首先作为一种事实得到认识，作为一种存在现象，网络安全成为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的不可避免一种灾害或危害事实，并且不断升级、复杂化，形成了网络设备安全、网络软件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形态。网络理论家在早期网络体验中，持有一种网络自由且不可管制的信念，认为网络空间具有一种天生抗拒管制的能力，是不可管制的并且也是不应被管制的，政府对于网络空间施加管理的必要和能力都极为有限。
《网络安全法》对未成年的身心健康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强调对未成年人应当进行特殊保护。（第二十七条）（8）国家保障网络运营者应当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例如在欧盟指令（NIS Directive），其适用于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安全监管义务，相当于我们的网络一般运行安全义务，总体上较轻且具有灵活性（关于与程度适应的要求），多属于事后监督。包括：任何组织不得以窃取或其他非法方式获得信息。网络安全存在数据安全的升级问题，网络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发展属性的概念，其中数据安全成为当前网络安全规制与重点关注的新代际问题。（第三十四条）（5）实行国家安全审查。
网络普及化、商业化、实境化程度远非以前可比，不仅人们一般的生产生活网络化，个人财产和隐私与网络系统紧密相联，而且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运营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信息系统，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也越来越与网络信息系统相关。应该说，这一原则和本法第三条设定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并重原则有所兼合。（第二十四条）（5）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安全风险。在管制事项上则体现为名目繁多，内容绵密，并呈现不少独特的体制特色。
新的网络系统为迎合商业化的需要，不断地在应用层加入各种控制结构。授权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部门也应当建立相应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制度和按规定报送监测预警信息。
不得非法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比如，美国《网络安全法》的重点就是对信息安全共享机制的确立，将多年来争议很多的问题立法明确下来。
所以，对于网络安全问题，不能局限于事实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利益关系中去思考。（第三十条） 《网络安全法》在网络一般运行安全要求方面，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确立了较多的管理权力和刚性义务，因此导致网络经营者和用户较重的负担。广义的信息安全既有网络的运行安全（防止入侵），也有信息本身的安全（信息加密等），也间接包括构成网络的设备本身的安全。从比较法上看，不同国家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理解并不一致，但大都是从自身据以为国计民生的角度来界定。因此，法律保留原则，意味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界，进而决定了行政自主性的大小。在这种背景下，主张通过专门的网络安全立法，确立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管制体系以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
同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该条关于网络安全的定义方式，是一种技术事实层面的描述，立足网络安全实施主体的行为和能力的角度。
（二）我国《网络安全法》管制的架构原则 《网络安全法》在管制架构上体现出一种由多项原则复杂组合指导的特点，包括统一管理和分工协作结合、战略管理与具体管理结合、社会共治、国际协同合作、加强未成年人等特殊保护等。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它以一种强化国家管制力的方式实现治理网络安全的愿景，确立了一个广泛而刚性的国家管制架构。
体现为认证、检测、风险评估、支持管理创新等手段。在涉及网络安全规制的事项上，按照该条彰显的价值，必须取得一致安全保障和网络发展的平衡，而不是简单追求安全保障为唯一，这里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网络安全保障应当兼顾信息化发展，应当采取积极的方式，不能因噎废食地片面追求安全，特别是不能动不动采取不联网、不共享、建立封闭防火墙等落后方式，以限制或者放弃信息化发展为代价来确保网络安全。
例如，可以更多引入责任减轻等激励机制来支持企业自觉加入安全信息共享、应急响应，或者投入更多成本研发和应用网络安全技术、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水平。除了对于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立足个人隐私和身份信息利益的安全角度）的重点保障之外，还涉及对禁止信息（有害信息）的安全监管。政治安全针对网络渗透，经济安全针对网络攻击，文化安全针对网络有害信息，社会安全针对网络恐怖和违法贩子，国际安全指网络空间的国际竞争。所以，很长时期以来，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安全的治理不应该有特殊性，从管制基础和范围来说，只需将一般法律关于安全的治理规则推及网络空间即可，这些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刑法、侵权法中的有关安全的规则等，没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来确立一套所谓的网络安全专门管制体系。
四、我国网络安全管制实施的限定因素 《网络安全法》推崇国家管制功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监管体系，通过具体制度设计赋予了国家广泛的事项管制力，要求较高且普遍刚性。所以，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早期虽然试图发起一些网络安全管制方面立法，但是多数没有成功，那些立法议案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遭到网络企业代表等方面对政府管制的警惕和反对。
再次，禁止针对信息的非法活动。随着全球范围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风起云涌，网络空间发展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因为从世界网络发展和治理的过程来看，当前的网络安全法的管制理论本身是从历史争议中一路走来的，确立专门网络安全管制框架特别是赋予国家和政府主导管制之力，毕竟是一种重大观念和体制突破，这种突破绝对不会是没有边界的。我国《网络安全法》与其他国家一样，特别强调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的网络安全的要求。
网络安全管制区别于网络其他可管制事项而更令人敏感，不在于网络安全保障本身对于网络空间而言是否具有根本性，而在于人们对于是否应当基于网络安全需要而加以特殊管制的正当化基础的认识上面，对此存在重大的辨识分歧。不能离开目的限定，转而简单从规范内容或效果出发，对网络安全规制的对象加以曲解，否则很容易导致过宽理解网络安全规制范围。本文通过研究认为，我国《网络安全法》是一部强监管的法律，在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专门立法中可谓独树一帜。这部立法确立了一个更加系统、更加强大的国家网络安全管制框架，因此也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密切关注。
特别是在网络商业化利用出现之后，建立在追求所谓最小化的、以技术中立、开放共享为表达的TCP／IP通讯协定基础上的网络空间，其发展越来越呈现一种经济利益主导的受商业利益控制的倾向。（三）网络安全管制的技术限制 网络技术架构和组织架构的限制，是一种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限定，但是最容易被忽略。
网信部门和相应机构依法履行监管，发现问题信息，应当要求运营者停止传输或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2）禁止信息管制保障 《网络安全法》从第四十六条到第五十条建立了独特的禁止信息管制制度，发布涉及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或者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的，受这一制度管制。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 19世纪初，公认为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所倡，其含义是指在特定范围内排除掉行政自行作用。这种战略管理权与其他为数不多的一些领域的战略管理权一样（例如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是一种国家得高度干预网络空间的一种抽象治理权力。
